野百合學運

三月學運，發生自1990年3月16日起至1990年3月22日結束，又稱台北學運或野百合學運。在該次運動中，人數最多時曾經有將近6000名來自台灣南北各地的大學生，集結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靜坐抗議，他們提出「解散國民大會」、「廢除臨時條款」、「召開國是會議」、以及「政經改革時間表」等四大訴求。這不但是國民政府遷台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學生抗議行動，同時也對台灣的民主政治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。在該次學生運動後，李登輝一方面依照其對學生的承諾，在不久後召開國是會議，另一方面也在1991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、並結束所謂「萬年國會」的運作，台灣的民主化工程從此進入另一個嶄新的紀元。

事件背景[ | ]

從1980年代末期開始，台灣社會就歷經劇烈的變動：解嚴、解除報禁、黨禁，民間活力四起、各種社會運動蓬勃發展。台灣各地瀰漫著一種騷動隨時而出、不安於室的氛圍。這股澎湃、新生的風潮，自然而然地也漫延到校園內，使校園成為聚積社會能量的一個重要場域（莊智 2002年）。

然而，相對於社會力的蓬勃發展，政治上的種種改革，卻似乎永遠追不上民眾的要求。1990年是第8屆中華民國總統改選的年份，由於國民黨內部對李登輝採用之副總統人選及決策方式有所歧見，國民黨領導階層爆發嚴重之權力鬥爭，形成所謂「主流派」與「非主流派」之爭。就在這個時候，遷台四十年來從來未曾改選過的國民大會，又自行通過「臨時條款修正案」，將1986年增額代表的任期延長為9年，創下國會議員自行通過延長任期的惡例（陳福當 nd）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各地各界對國大代表一連串爭權謀利的行為，不但開始感到不耐，同時也開始展開抗議，「罷課、罷稅、抗稅」的呼聲四起。由於民進黨黨主席及國代赴總統府請願，遭抬離毆辱而有升高抗爭強度的趨勢。1990年3月16日，9名台灣大學的學生到中正紀念堂前靜坐抗議，拉出寫著「我們怎能再容忍七百個皇帝的壓榨」的白布條，為「三月學運」揭開了序幕（林美娜 1990，35，圖片頁）。

事件經過[ | ]

3月16日[ | ]

由於學生選擇的靜坐地點在集會遊行所禁止的博愛特區中，靜坐者面臨了可能被警方驅離的狀況。於是，一些學運份子、社運份子、以及媒體記者，在知道這個消息後立刻前往支援，在寒風中一直撐到第二天早上，廣場的指揮中心成立，三月學運度過了最危險的一個夜晚(不著撰人 nd)。

3月17日[ | ]

由於媒體的報導，3月17日的傍晚已有200多名學生進駐廣場靜坐，台大自由派學者並於同日發起「柔性罷課」，宣布自19日起一週將上課地點改在中正紀念堂廣場，並定名為「民主教育週」。由於各級議會與社會團體自16日起，就陸續發表「聲討國大」行動，國民黨政爭已拓展成全民各階層的動員，在媒體持續披露廣場靜坐消息下，17日在學生靜坐現場旁圍觀的群眾，已迅速突破2000人，廣場儼然成形，並持續成長(不著撰人 nd)。

3月18日[ | ]

3月18日，廣場的靜坐運動已快速發展成全國性的學運份子串連活動。當天下午，甫成立的民進黨發起造勢大會，動員數萬群眾在廣場大門旁邊進行演說，主軸在於聲討國大。廣場之學生自治領域，表現出超齡的政治運作，以和平理性態度，擴大靜坐的參與，依共同討論來形成決策共識，發表《廣場通訊》與社會進行對話，並進行自我教育與組織的工作。靜坐廣場與圍觀聲援的民眾間以繩索區隔，在廣場決策委員會表示要以「自主、隔離、和平、秩序」的四大原則來進行廣場抗爭時，三月學運已用自主的邏輯，宣示了學運成為獨立自主的社會力之一(不著撰人 nd)。

也是在這一天，在由學運團體所組成的校際會議上，學生們正式發表了三月學運的四大訴求：

解散國民大會，重建一元化的國民大會制度。
廢除臨時條款，重建新的憲法秩序。
召開國是會議，全民共謀體制危機的解決。
提出民主改革時間表，呼應民意的潮流。(引自林美娜 1990，83)

這四條要求反應當時台灣民間社會一部分人士對統治者的具體要求。

3月19日[ | ]

3月19日，在學運團體、學生自治組織與教授的集體動員下，廣場人數爆增。上午10時，10名廣場靜坐學生發起絕食抗爭，絕食聲明中要求李登輝與李煥於21日前答覆廣場四大訴求，將道德張力推向高峰。當日傍晚，廣場學生已突破三千人，晚間11點，校際會議通過「野百合」為三月學運之精神象徵(不著撰人 nd)。在一份由學生廣場文宣組所發出之〈野百合的春天〉傳單中，學生們對選擇野百合作為該次運動之精神象徵的原因，有如下的說明：

自主性：野百合是台灣固有種，象徵著自主性。
草根性：野百合從高山到海邊都看的到，反映了草根性。
生命力強：她在惡劣的生長環境下，依舊堅韌地綻放。
春天盛開：她在春天盛開，就是這個時刻！
純潔：她白色的純潔正如學生們一般。
崇高：在魯凱族裡，她更是一生最崇高榮耀的象徵。(引自林美娜 1990，116)

台灣野百合道盡了學生心目中的三月學運，包含了對台灣主體性的認同（自主性）、全民的運動（草根性）、對抗不義的勇氣（生命力強）、青春的活力（春天盛開）、學生的理想道德象徵（純潔）、以及參與者生命中的榮耀（崇高）(不著撰人 nd)。

3月20日[ | ]

3月20日，廣場靜坐的學生已超過五千人，決策委員會決定由原來七名擴增到十二名。面對總統大選的前一天，全國目光焦點均聚集在廣場，學生的壓力越來越重，而在社會力表態上，各級議會均派代表前往探視學生，但基於超黨派原則，沒有政治人物得以上台發言。總統府則發出新聞稿表示，李登輝總統已決定召開國是會議，以處理憲政體制與政治改革的問題，並訂定改革時間表。這是統治者對三月學運之四大訴求首次的正面回應。代表軍方的參謀總長也公開肯定學生的抗議是愛國行動，並建議學生盡早結束靜坐行動。這是軍方首次對學運公開表態，雖然是肯定，但是也令人嗅出不尋常的氣味。稍後，警政署、教育部、各校校長開始呼籲學生儘速返校上課(不著撰人 nd)。

3月21日[ | ]

3月21日，李登輝決定於下午3時，在總統府接見學生代表。靜坐學生透過各校討論的機制，形成與李登輝會面的四點要求共識：

請李登輝總統接受學生們追求民主憲政的決心情操，以及學生提出的四項嚴肅要求。並對民眾公開發表。
在第8任總統就職前，國是會議必須由各階層、各黨派的代表公平組成，必須討論中止動員戡亂時期、廢除臨時條款、國會全面改選、並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。
全體在廣場上的學生於李總統明確同意以上兩項要求，即結束靜坐活動，學生將對國政大事的發展繼續保持高度關切。若李總統不能對上述要求作肯定的答覆，我們將堅持原則、持續抗爭。
為了確保上述主張得以落實，我們將即刻組成校際聯合組織，持續監督國是會議，必要時並隨時號召全國學生再度組織動員，在台灣未能完全徹底民主化之前，我們絕不停止奮鬥。(引自林美娜 1990，141)

學生代表在與李登輝會面後回到廣場，廣場上的學生在看過雙方會面的錄影帶後，進行分校討論，以決定是否要結束這次抗爭。最後，校際會議以22：1的壓倒性投票數，決議於22日早上宣佈撤離廣場(陳福當 nd)。

3月22日[ | ]

3月22日早晨，指揮中心正式宣佈撤退聲明：〈追求民主、永不懈怠〉，校際會議最後決定繼續「全國學生運動聯盟」(簡稱「全學聯」)之組織工作，各地學生陸續撤出廣場，結束為期六天的三月野百合學運.(不著撰人 nd)。

影響[ | ]

三月學運對台灣政局的影響是多方面的。從比較巨觀的角度來看，一方面，對於台灣的政治發展而言，「雖然三月學運的學生，後來並未重回廣場，然而當時高舉理想大旗的四大訴求，也逐漸內化成台灣90年代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訴求，在台灣社會普遍接受下，陸續在十年中完成國家民主化的初步改革，以及政權的和平轉移」(不著撰人 nd)。另一方面，對於學校裡面的校園文化而言，「透過這次學運和成果，開拓了校園內更大的民主空間，讓學生不再那麼畏懼政治，有助於台灣社會的更民主化」(王振寰 1990，274)。

從比較微觀的角度來看，事實上，很多現在屬於民進黨陣營、或者和民進黨理念比較接近的新生代社會菁英，其實都和三月學運前後的校園運動以及社會運動有相當密切的關係。比如說，總統府副秘書長馬永成、台大社會系助理教授范雲、《蘋果日報》總編輯陳裕鑫、蕃薯藤執行長陳正然、前新聞局局長林佳龍、前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羅文嘉、立法委員郭正亮、李昆澤、前立法委員段宜康、民進黨副秘書長顏萬進、民進黨文宣部主任鄭文燦等，都是「學運世代」的重要成員(莊智 2002)。在某種程度上，「學生運動」正是屬於他們這一世代的人的共同語言。

參考書目[ | ]

(按照作者姓氏漢語拼音順序排列)

不著撰人，nd，1990年代：野百合學生運動 [online]。台南：國立成功大學。[引用於 2004年10月30日]。全球資訊網網址：[1]。
陳福當，nd，三月學運，見學習加油站 [online]。台北：中華民國教育部。[引用於 2004年10月30日]。全球資訊網網址：[2]。
林美挪編，1990，憤怒的野百合：三一六中正堂學生靜坐記實。台北：前衛。
王振寰，1990，學生運動與政治，見林美挪編，憤怒的野百合：三一六中正堂學生靜坐記實，頁272-75。台北：前衛。
莊智，2002，《學運世代：眾聲喧嘩的十年》 [online]。台北：光華雜誌。[引用於 2004年10月31日]。全球資訊網網址：[3]。

外部連結[ | 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