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9年5月11日，《自由时报》报导，中华民国行政院废止该院于2003年11月订定的《行政院奖励提供线索缉获重大案件通缉要犯实施要点》，转由法务部调查局接手，最高检举奖金从新台币1000万元缩减为新台币100万元。该篇文章报导，调查局也取消“十大通缉要犯”作法，前东帝士集团总裁陈由豪、前高雄市议会议长朱安雄等“债留台湾，钱进中国”的重大经济罪犯将被与一般通缉犯并列为“外逃通缉犯”。该篇文章引述民进党文宣部主任郑文灿的言论，指称：“民进党执政时已发布的十大通缉要犯名单，有其积极意义，这份名单不一定要取消。尤其部分十大通缉要犯曾放话说要回来台湾，现在如要取消，令人质疑马（当时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）政府是否与相关当事人已达成默契或交易。”
同日，中华民国法务部政务次长黄世铭表示，通缉犯的缉拿与通缉，应该是由警察机关与司法机关来处理才合乎体制，行政院订定《行政院奖励提供线索缉获重大案件通缉要犯实施要点》是不合体制的；因此，检讨结果认为应回归体制面，2009年3月2日废止《行政院奖励提供线索缉获重大案件通缉要犯实施要点》，调查局提出的《奖励提供线索缉获外逃通缉犯实施要点》同时生效。《奖励提供线索缉获外逃通缉犯实施要点》并不以特定人士为目标。他强调，这都是为了回归体制面，由警察机关与司法机关来执行，并无特殊考量。他说，“十大通缉要犯”一词并非行政机关所提出，而是媒体界定的；而“十大通缉要犯”名单中尚未被逮捕的7人，他们的通缉并没有被撤销。他说，当时的“十大通缉要犯”是由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与内政部警政署提报；但是现在的要犯，比起当年公布的有过之而无不及，显示时空环境已经有了变化；而且当年所列的“十大通缉要犯”，目前已有2人遭逮捕（薛球、陈益华）、1人死亡（伍泽元）、其余7人尚未被逮捕，名单也从未修正；比较重要的，应该是“执行逮捕”的问题。
同日，法务部官员证实，最高检举奖金确实降低到新台币100万元，但是最高检举奖金新台币1000万元时期也没有多抓到几个通缉犯；现在既然对所有“外逃通缉犯”的检举奖金通盘化，标准就应该一致；因此，经过内部开会讨论，认为检举奖金诱因有限，才讨论予以降低检举奖金。他说，“回归体制”不等于“放水”或“不抓人”，法务部并无取消“十大通缉要犯”名单；法务部也将借由两岸司法互助，尽快逮捕他们到案；而在两岸会谈前后，台湾方面已将潜逃中国大陆的通缉犯名单交给中国大陆方面，“执行逮捕”才是关键；而以国际保障的人权标准来看，对特定嫌犯“标签化”，甚至加以排名，都是不应该的。
参考资料[]
- 罗添斌、李欣芳 台北报导，〈打击犯罪 喊假的？ 政院取消 10大要犯名单〉，《自由时报》，2009年5月11日
- 苏龙麒 台北2009年5月11日电，〈取消10大要犯名单 法务部：回归体制〉，中央通讯社，2009年5月11日
- 黄进恭 报导，〈法务部：10大要犯通缉没有取消 回归体制面〉，中广新闻网，2009年5月11日
- 王文玲 台北报导，〈回归体制》取消十大 要犯仍会抓〉，《联合报》，2009年5月12日